朱丹溪批评《局方》的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，结合其学术思想与历史背景分析如下：

一、核心理论冲突

朱丹溪提出“阳有余阴不足论”，认为当时医界普遍存在的用药偏重温燥之品、忽视滋阴之弊，与《局方》以“峻攻峻补”为原则的用药理念形成鲜明对立。这种理论分歧导致朱丹溪对《局方》方剂的适用性提出质疑，认为其忽视了个体差异和病机复杂性。

二、用药弊端批判

1. 药味繁多、处方杂乱

   朱丹溪批评《局方》中许多方剂存在药味过多、配伍复杂的问题，形容其“广络原野，冀获一兔”，即用药过于繁复且缺乏针对性。

2. 滥用温燥之品

   当时医界普遍依赖《局方》的温香燥烈药物，朱丹溪认为此类药物易伤阴劫液，导致阴虚火旺等不良反应。

3. 理法方药脱节

   《局方》侧重方剂配伍，而忽略了对疾病本质（理）的辨析，朱丹溪主张“制方以俟病”，强调因证施治。

三、学术流派争议背景

朱丹溪的批评与刘河间的河间学派（主张攻邪）及张洁古的易水学派（推崇《局方》）的学术争论密切相关。他反对河间学派的激进治疗，也批评张洁古对《局方》的盲目崇拜，主张在继承中创新。

四、方法论创新

朱丹溪提出“用药须对证候，不可拘泥方剂”，强调辨证论治的核心地位，主张通过“察病情、辨病机”来调整方药，而非单纯依赖成方。这种思想为后世中医临床提供了重要指导，推动中医向个体化治疗转变。

朱丹溪批评《局方》是出于对个体化治疗和辨证论治的追求，其学术贡献在于通过理论创新与临床实践探索，弥补了《局方》的不足，对浙派中医及整个中医学术发展影响深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