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. ​历史机遇与政策支持
   晋商在明朝初期通过“开中制”获得盐业垄断权，依托山西靠近边疆的地理优势，成为军需物资供应的核心力量。而徽商的崛起较晚，直到明朝中期叶淇变法后，才通过“折色制”和纲盐制逐步进入两淮盐场，但早期需依附晋商势力。清朝时期，晋商进一步获得对俄贸易特许权，垄断中亚和俄罗斯市场，形成跨国商业网络。

2. ​经营模式与组织架构
   晋商以非人格化管理和股权激励为核心，强调职业经理人制度（如总商制），避免家族关系对商业决策的干扰。徽商则依赖宗族纽带，通过族规约束和宗族精英管理团队，形成“举族外迁”的经营模式，如江氏家族在两淮盐业中连续数代掌控重要盐引。晋商的治理模式更适应大规模跨区域贸易，而徽商的宗族依赖在后期面临现代化冲击时显得僵化。

3. ​商业布局与风险应对
   晋商以陆路贸易为主，依托骆驼商队打通中亚商道，形成“茶叶—丝绸—金融”的产业链。徽商则受限于长江水系和明朝海禁政策，早期需与福建走私商合作，后期虽借上海开埠崛起，但业务集中于茶叶、典当等传统领域，未能及时转型应对西方工业冲击。19世纪末，晋商因未能适应外资银行竞争和海运替代陆运的变革而衰落，徽商则因过度依赖官府庇护和传统行业进一步萎缩。

4. ​文化观念与社会资源
   晋商尊奉关羽，强调“诚信仁义”的商业伦理，形成独立于官场的商业信誉。徽商虽亦儒亦商，但更注重科举功名，商人子弟常通过捐纳获取社会地位，导致商业资本向土地和仕途分流。晋商“安土重迁”的习俗限制了人才流动，而徽商的宗族外迁传统虽促进异地经营，但也削弱了本土根基。

综上，徽商在历史机遇、组织模式和战略眼光上逊于晋商，加之明清政策环境和全球经济变革的影响，最终未能超越晋商的商业成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