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7年四川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核心战略后方，川军出川抗战、全省转入战时状态、重庆被确立为抗战陪都三大事件深刻影响全国战局。这一年的四川不仅承担了前线兵员与物资输送重任，更成为民族存亡的关键支撑点。
川军大规模出川参战是1937年四川最重要的历史节点。9月起，刘湘、邓锡侯等将领率20余万川军分三路奔赴山西、淞沪、南京战场，以简陋装备在娘子关战役、广德阻击战等重大战役中死守阵地。川军士兵单衣草鞋、手持“老套筒”步枪的形象，成为全国抗战精神象征。成都少城公园连续举办数十场誓师大会，百万民众含泪送别子弟兵，留下“敌军一日不退中国境，川军一日不返家乡”的悲壮誓言。
四川战略地位在1937年迎来历史性转变。11月国民政府正式迁都重庆，这座长江上游城市开始承担战时首都职能。全省紧急扩建55处军用机场，新建川陕、川湘公路打通国际援华通道，乐山五通桥“盐业特区”保障全国三分之一的军需用盐，自流井天然气首次工业化应用支撑兵工厂运作。地质学家黄汲清带队在巴蜀盆地确认陆相生油理论，为后来玉门油田开发奠定基础。
全川社会体系在1937年开启全面战时转型。重庆大学、中央大学等39所高校迁入四川，成都华西坝形成五大学联合办学盛况。民生公司动用全部轮船参与工厂内迁，三个月内将上海、武汉等地148家工厂迁至重庆、泸州。农村推行“献粮运动”，每亩稻田额外征收3升军粮，全省征粮总量突破200万石。妇女救国会在全川建立1200个分会，组织棉衣缝制、战地服务等志愿活动。
作为抗战时期牺牲人数最多的省份，四川在1937年展现的战略价值与社会动员力，为持久抗战保存了决定性的反击力量。这片土地上的每座城寨、每条水道至今仍留存着民族救亡的时代印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