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医生治不了自己的病”这一现象，本质是职业身份与患者角色的冲突，既源于医学训练塑造的“完美主义”心理，也受限于自医时缺乏客观性。 医生面对自身疾病时，常因专业身份产生“病耻感”，甚至延误治疗；而过度依赖职业经验又可能导致误判或激进选择。关键在于平衡医生与患者双重角色，借助外部医疗资源实现科学决策。
医生群体自医时普遍存在“否认倾向”，医学知识反而成为心理防御的障碍。他们更易低估症状，或因熟悉疾病预后而恐惧，导致诊断延迟。例如，一位甲状腺癌医生患者描述，即使拿到明确检查结果，仍反复求证，内心挣扎远超普通患者。
职业便利性可能加剧治疗风险。医生病人能快速获取检查数据、咨询同行，但“圈内人”优势易演变为过度干预。有研究显示，部分医生会自行调整方案，甚至绕过主治医生，将自身置于更大风险中。这种控制欲与职业对“万能角色”的期待直接相关。
自医困境折射现代医学的局限性。即使资深医生，面对自身疾病时也会重新审视医学的“工具性”——它能解决生物学问题，却难应对疾痛伴随的情感、社会关系等综合挑战。一位患癌医生在自述中写道：“科学无法解释希望、恐惧或爱，而这些才是疾病中最核心的体验。”
解决方案在于主动切换角色。 患病医生需承认专业局限，像普通患者一样建立对主治医生的信任；同时合理利用医学知识参与决策，而非主导治疗。例如，术前与主刀医生明确风险偏好，术后遵循规范康复计划，而非依赖职业经验自行调整。
当疾病打破“医生不能生病”的职业神话，或许正是医患共情的契机。无论是寻求外部帮助，还是记录自身体验，医生的病痛经历最终能转化为对患者更深刻的理解——而这恰是EEAT标准中“经验”维度的终极体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