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根本分歧上，核心在于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对立，以及对社会关系本质的不同理解。 这种根子上的差异导致二人在人性论、国家建设路径等重大问题上存在深刻分歧，最终影响了各自的政治实践和理论贡献。
毛泽东始终坚持从社会关系出发分析问题，强调人的本质是“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”，认为人性由社会存在决定而非抽象定义。他批评刘少奇的人性“二元论”（即人性包含自然性和社会性）是历史唯心主义，指出这种观点脱离了阶级分析，容易陷入超阶级的人性幻想。在治国理念上，毛泽东更注重阶级斗争和生产关系的彻底改造，主张通过群众运动推动社会变革，例如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快速实现工业化。
刘少奇则倾向于从具体经济规律出发，认为过渡时期应平衡政治与经济的关系。他主张对民族资本家采取合作而非斗争策略，强调农业和轻工业的基础性作用，认为生产力发展是社会主义巩固的前提。这种务实路径虽与毛泽东的激进改造存在张力，但二者目标均为探索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。例如，刘少奇提出的“三分天灾，七分人祸”直指政策失误，体现其直面现实的勇气。
二人的差异也反映在个人风格上：毛泽东以宏大的战略思维和哲学高度见长，善于从矛盾中把握方向；刘少奇则以组织能力和理论细化著称，擅长将路线转化为具体政策。这种互补性在革命时期曾形成合力，但在建设时期因对“社会存在”的理解不同而逐渐凸显矛盾。
总结来看，毛刘的差距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过程中的思想碰撞，既有时代局限性，也蕴含对中国道路的深刻探索。理解这种差异，需避免简单二元对立，而应结合历史语境，辩证看待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与启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