省管县未能普及的原因涉及权力结构、管理效率及历史惯性等多重因素，具体可归纳为以下方面：
一、地级市权力博弈形成的阻力
- 利益分配冲突
地级市作为既得利益方，长期掌握县级财政调配、资源分配及人事任免权。省管县改革直接削弱其行政管辖范围与经济主导权，导致地级市通过政策游说、行政干预等方式抵制。 - 经济资源争夺
发达地区的地级市依赖县级税收支撑城市建设，若改为省直管，可能造成财政截留减少，影响其发展规划。例如部分地级市通过“强市弱县”政策维持经济主导地位。
二、省级政府管理幅度与动力的矛盾
- 管理幅度过大
中国多数省份管辖县市数量超过100个，远超150个的“邓巴数”理论管理极限。省级政府若直接管理所有县市，需面对跨层级协调、政策执行监督等复杂问题，远超现有行政资源承载能力。 - 行政成本上升
省管县需省级部门直接对接县级事务，导致机构臃肿、人员扩编压力。例如某试点县的文化广电部门需同时对接省文化厅、广电局等3个上级单位，工作量激增但编制未调整，引发效率下降。
三、技术条件与制度惯性的双重制约
- 技术赋能局限
尽管交通通信技术进步为扁平化管理提供可能，但实际管理中仍依赖现场核查、属地协调等传统手段。例如环保审批需专业设备与实地检测，县级部门普遍缺乏资质与硬件支持。 - 历史路径依赖
中国自秦代郡县制起便存在“统县行政区”，民国时期设置督察区、新中国成立后保留专区/地区，均体现中间层级的管理必要性。省管县改革与两千余年行政传统存在冲突。
四、法律框架与公众认知的隐性障碍
- 宪法执行弹性
虽然宪法规定“省、县、乡三级制”，但允许“较大的市”管县作为例外条款。当前市管县普遍化已形成事实合法化，改革需突破既有法律解释惯性。 - 公众服务惯性
市级政府长期承担教育、医疗等公共服务供给，公众已形成认知依赖。改革后服务主体变更易引发适应性混乱，影响治理效能。
五、区域发展差异的客观限制
经济发达地区（如长三角、珠三角）地级市对县域经济拉动作用显著，贸然推行省管县可能割裂产业链协同；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薄弱，省直管易加剧区域发展失衡。这种差异化现状使“一刀切”改革难以实施。
综上，省管县改革涉及利益重构、管理重构与社会重构三重维度，需在控制幅度（如划小省域）、强化县级能力、渐进式试点等方面寻求突破，而非简单取消地级市层级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