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选择重庆作为陪都，而非成都，是综合考虑政治、军事、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结果。以下是核心原因分析：

一、政治因素

1. 国民政府中枢集中

   重庆是国民政府自1937年迁都后的实际行政中心，中央机构及各地政府机构均在此设立，便于统一指挥抗战。成都虽为四川省会，但政治地位较低，且与国民政府存在利益矛盾，地方势力倾向割据。

2. 避免地方割据风险

   成都地处四川盆地，历史上曾因安史之乱等事件导致局势动荡，易形成地方割据政权。重庆则通过集中资源于重庆，避免了类似风险。

二、地理因素

1. 战略位置优势

   重庆位于长江上游，是连接中国西南与内地的门户，具备天然防御屏障。其地势险要，被高山环绕，易守难攻，适合作为军事基地。

2. 交通枢纽作用

   重庆是当时西南地区最完善的交通枢纽，拥有铁路、公路及水运条件，便于物资调配和军队调动。相比之下，成都交通不便，300公里距离给后勤保障带来巨大挑战。

三、经济因素

1. 资源丰富

   重庆拥有铜、铅、锌等矿产资源，以及水力、煤炭、森林等战略物资，能够支撑长期战争需求。成都虽富庶，但受限于交通和战略地位，无法提供同等支持。

2. 工业基础

   重庆的工业基础更完善，可生产军需物资，增强抗战能力。成都工业发展滞后，难以满足大规模战争需求。

四、安全因素

1. 远离前线

   重庆位于内陆深处，远离日本侵略前沿（如上海、武汉），降低了直接被攻占风险。成都靠近边境，易受军事压力波及。

2. 防御能力

   重庆的山地地形为防御提供了天然屏障，可有效抵御日军进攻。

五、历史与战略考量

1. 战略纵深

   重庆背靠四川盆地，可辐射至汉中、河套、云贵高原等广大区域，形成战略纵深。成都难以提供类似范围的后方支持。

2. 历史经验

   蒋介石等军方将领基于长期抗战需求，认为重庆更符合“天子守国门”的战略定位。

重庆在政治集中、军事防御、经济支撑和战略纵深等方面均优于成都，成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理想陪都。